農業與全球瘟疫:如何在動蕩中找到團結?

這個夏天會是實踐雙重權力策略的成熟時機嗎?

| 2020年8月17日 | 原文英語版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譯者:Mary L (流傘義務翻譯團隊)

 

自從持續的全球瘟疫和各國強制性禁閉(非監獄式的「封鎖」)開始以來,我一直在一個網上文檔裡列出與全球農業和冠狀病毒相關的文章和參考資料,與我的朋友、家人和一個我最近在網上參加的閱讀小組共享。世界現時的不穩定狀態令我回想起人類學家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的一句說話:「世界的不確定性與時間的非計劃性,總會令人恐懼的。但通過在動蕩中思考,我們就清楚知道不確定性也讓生活充滿新的可能。」1

到訪了法國巴斯克自治區的六所合作社後,我現正留駐阿爾卑斯山附近的家裡。我想分享一些我近來所閱讀的東西,並與你一同思考一些農業和跨國的可能性──同時希望以一些在我的家園香港的土地抗爭作為文章的結語。

我對這些想法的探索始於2010年,當時我在香港北面稱為新界的市區/農村/山區的新界跟一些農民接觸。「新界」這個「非地方」的名稱,暗示了它的殖民歷史和大英帝國笨拙地更名著陸點和征服「新」世界的模式──如新西蘭、新不列顛和紐芬蘭(Newfoundland,意指「新尋獲之地」)。2

1898年,中國大陸把新界及二百個離島租借予英國殖民地政府,租期九十九年,造成了「原居民」和「非原居民」村民的隨便分類。現時新界的霸權和父權制土地政策是殖民時期所遺留下來的,令村民繼續失去家園和農田,同時允許「原居民」家族中的男性擁有土地和建屋的權利。很多時候這些原居民村民會以非法污染將農田變為棕地的方法,從他們的土地權中獲利──把肥沃的土壤以混凝土填平,並在上方興建停車場、廢物回收場和貨櫃場鋪路。

“現時新界的霸權和父權制土地政策是殖民時期所遺留下來的,令村民繼續失去家園和農田,同時允許「原居民」家族中的男性擁有土地和建屋的權利。

在香港,本土性(indigeneity)與2016年北達科他州反對輸油管道事件期間串流的歌曲產生了不良的共鳴與摩擦。香港的原居民村民與亞馬遜的原住民社區並沒有任何相似之處──亞馬遜森林於四月初首次傳出冠狀病毒的死亡個案

我在馬屎埔村、坪輋及田香花園遇到的新界農夫,是曾經或現時的發展商霸權的受害者,尤其是恒基兆業地產,跟香港和中國的其他發展商一樣,已將其帝國版圖擴展到藝術界3

在2016年,此類土地抗爭引領我後來去拜訪其他主張糧食主權和土地使用權的世界,例如法國西部的自治區ZAD(法語為 Zone à Défendre,英語為Zone to Defend)。位於荒地聖母鎮(Notre-Dame-des-Landes)的ZAD是一個持續進行中的1,650公頃土地的佔領行動,現時許多合作社亦居住在這裡,對政府提議的新機場進行了五十年的對抗(計劃後來於2018年1月取消)。

四年後我再次來到歐洲,並一直訪問各農業合作社,直到2020年3月16日禁閉令開始為止,同時期望可以繼續出行並再次探訪荒地聖母鎮的ZAD。我相信這次的全球瘟疫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與農業、食物權以及對必要服務工作者,諸如農夫、送貨司機和超市收銀員等的依賴關係。昨天我在格勒諾布爾(Grenoble)看到的一個例子是沒有戴口罩的自行車外賣速遞員──大多是有色人種──在空曠的大街上等候外賣。同時在禁閉期間,有白人家庭悠閒地在附近騎自行車。 4

與食物有關的議題自然有不同的複雜性,其中一些(如果不是全部)屬於生物政治,位於系統性全球不平等的交匯點。美國一個BIPOC(Black, Indigenous, and people of color)中心的社區農場Soul Fire Farm教會我們如何在種族主義和不公正的系統中靈活地種植食物。以下的人物和合作社也分享了生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