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 writer W.L. Lai asserts life worth living as he recalls HK students once upon a time

生有可戀: 香港的學生,曾經這樣過活的。/ 黎偉亮

(image courtesy of Nick Howard, 1950s Hong Kong)

特殊的背景

時值五十年代末,香港的人口主要由逃避政治迫害或赤貧饑荒的內地難民組成,這些為求生存不惜離鄉背井的人或寄居親人家中,或租住山邊非法搭建的木屋,甚或露宿街頭,市面一片蕭條,人浮於事。六十年代,當時屢屢發生木屋區及避風塘大火,哀鴻處處,鑒於形勢,英殖政府不得不調整其房屋政策。當然,殖民地宗主豈是易與,靠的是武力侵略巧取豪奪,然而英國人政治手段始終高明,他們深明要維持治權及社會穩定,必須令人民有生存的空間並分享權力,一方面仿傚殖民初期買辦制度,委任社會上華人精英進入權力架構,另一方面大興土木興建廉租屋邨,令市民有安居之所,同時大力推動工業發展,廣建廠廈,令這些逃難者投身製造業,成為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動力,造就日後舉世驚羡的亞洲四小龍之一。那年代當然沒有甚麼人口政策,民間亦沒有甚麼家庭計畫,這些新移民腦裏仍殘存著古老的農民思想,深信養兒防老,多一個人口就是多一分勞動力,於是出生率大增,每個家庭四五子女乃等閒事,居住環境擠擁已極。隨著適齡入學人口急速增長,免費教育計畫就在這背景下誕生,社會亦急促地邁進七十年代。

刻苦奮鬥的年代

早上七時,鬧鐘響起,小屋開始喧鬧震天——催促小孩起床的叱喝聲,輪候上厠所太久的埋怨聲,刷牙梳洗換校服的聲音,烹煮早餐的聲音,亂成一片。那時罕有誇區上課,孩子們吃過簡單的早餐,攜了水壺、書包就聯群怱怱上課去。貧困的年代,人們格外珍惜接受教育的機會,老師乃受尊敬的職業,課堂秩序大致良好,當然亦有頑劣的學生,但只要以「見家長」、「記缺點」稍加唬嚇或略施體罸,往往也能了事,那些年,當然沒有家長舉報老師虐兒這回事。好了,下課時間到,小學生們多會即時回家做功課,完事了就看看卡通片,家裡沒電視機的就攀在擁有電視機的鄰居鐵閘上偷看,或幫母親做串「塑膠花」、「塑膠珠鏈」等工廠外帶工作以幫補家計,邊做邊笑笑鬧鬧,也算是一種娛樂了。那時,鄰居之間關係緊密,互相照顧孩子乃平常事,是一個守望相助的年代。

年紀稍長的中學生,有的會結伴到圖書館溫習或借閱小說;愛玩樂器的會央求老師課餘傳授技術,學費自然免了。好動的則聯群結隊四處闖蕩——–想踢足球的便齊齊省下零用籌集金錢購買;沒錢嗎?往山邊或公園跑玩捉迷藏,躲在廢車軚或破木箱中也能樂上半天;往海邊跑,檢拾漂亮的卵石或捕捉蟛蜞固然樂趣無窮;到碼頭去,若運氣好拾到釣魚客遺下的魚絲魚鈎,再檢些麵包碎屑作餌又可玩上一天;地上遺下的汽水瓶蓋,用石頭打扁,稍加打磨,就成了東瀛忍者的暗器飛鏢;沒用的雪條棒呢?集合起來加以黏貼,可以組裝成手槍(當然無法發射) ;樹枝加橡筋圈又可製成丫叉,用玻璃汽水瓶比拼眼界;愛看連環圖的就一本互相傳閱,最後當然落得無影無蹤。口渴了就喝街邊水龍頭的自來水,管它有鉛無鉛;不夠車錢回家,就步行他一兩小時,反正精力無窮;至於昂貴的模型玩具是沒份兒的了,但在玩具店櫥窗外看看,也很滿足了。家是始終要回的,但若是過了晚飯時間或一身汗汚或滿身傷痕,則打罵難免,草草吃飯洗澡做過功課,倦極睡去,一天也就完了。一日復一日,孩子們長大了,在這過程中,他們變得刻苦節儉、樂天知命,他們學懂了隨機應變、互相幫忙、共同分享、坦然面對困難,亦學曉了自由的可貴。

測驗考試自是難免,但在這個只有兩間大學的年代,考試壓力反而相對輕鬆,只因學位既然難求,大部份中學生早已下了決心投身社會。那年代輕工業發展迅速,帶動貿易及各種專業服務如金融、會計、法律等行業急速澎脹,人力資源需求殷切,中五以至預科學生已堪入職;成績更不濟的亦可投身日趨蓬勃的建造業、零售業、運輸業及飲食業,從低做起或專心學一門手藝,亦可成材了。那時沒有「資歴架構」制度,沒有「毅進」、「展翅」、’IVE’,也沒有「副學士」,人人在社會上各取所需,亦各自對社會作出貢獻。當其時,考試成績頂尖的學生會投進本土的兩所大學,富家子弟則可往外國繼續學業,而公務員的子女亦能受惠於殖民政府的資助計畫負笈英倫;立定志願成績優異者會選醫科、法律及土木工程等,隨興趣選讀文、史、哲、新聞及傳理亦普遍,畢業後自然成為各行業的精英。那些年,香港的學生沒有一個染上抑鬱症,亦沒有學生自尋短見。

教育理念安在?

且不談今天的教育制度,單看今天的學生生涯已覺荒誕絕倫——幼兒班學生竟要花數干圓參加「小學面試班」學習面試技巧;小學入學試題目竟然「外洩」;中文根基未穩的小四學生竟要開始學習普通話;每週五、六個興趣班及補習班竟是等閒;為進名校,竟賣掉舊居舉家遷移至「名校網」;中學生的課餘活動竟是每週兩三小時的TSA練習;備戰DSE,竟參加「大考加強班」祈求「補習天王」的「貼士」;課外讀物竟是「雞精書」…………。

無疑,隨著專上學院數量大增,整個社會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但教育質素卻下降了,文憑與學位的價值亦眨抑了,這是來自理念的轉變,自香港成為中國大陸的一個城市,這轉變註定無可避免。

在這個權力至上,奉意識形態操控為圭臬的國家,教育為誰服務早一清二楚—–「毋忘國恥」「振興中華」的「大漢族思想」,堅持「中國模式」,灌輸反西方普世價值的愛國主義教育,莫不是從上而下為政權合法性提供論據的統治手段,透過這系統,人的思考能力被削弱了,變得奴性,只懂服從,個體最終成為統治者眼中最理想的,不帶思想的一枚鏍絲釘,鑲嵌在國家機器中,再也不能動彈。

教育的初衷不是培養孩子完整的人格及啓發學生的潛能嗎?完整的人格並不是追求完美,成就聖人,但它必須包含基本的倫理道德觀念、適切的價值觀,判別是非與獨立思考的能力;除了授予知識,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孩子成長的混沌過程中,對他們作出啟蒙。可惜,從今天香港的制度,卻隱隱看到一條偏離大道的軌跡。隨著出生率大降,今天的教育制度活脫是一個鼓勵學生互相廝拼及挑動學校間互相比較的制度,甚麼「德」「智」「體」「群」「美」早以拋諸腦後。原意是供小朋友學習溝通及嬉戲的幼兒園竟成為寸土必爭的「起跑線」;家長千方百計推迫孩童進名牌小學;小學生則拼命爭入’Band 1’ ;中學生則非擠進大學不可。整個學習過程純粹為考試服務,結果,學生應有的活潑開朗性格被學業壓力磨蝕殆盡,想像力與創造力被徹底扼殺,純真與率性亦蕩然無存了,考試成績漸成為人生的全部。當成績失落了,前路頓感茫茫,加上來自家長、學校及同儕的壓力,終被悄悄迫入絕路。

改革教育制度需要胸懷大度之人,但看現任那位月看三十本「書」的教育局長,藏頭露尾,言詞閃縮,對責任毫無承擔,對理念毫無堅持,只懂奉迎上意橫衝亂撞,擇惡固執,對學生苦況視而不見,對學生自殺頻仍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且別把他跟民國時代錚錚風骨的教育家相提並論,就是近數十年深明因時制宜的殖民地教育官員也遠遠把他比下起,依賴這種人帶領教育制度的改革,是緣木求魚了。

生機生趣與生命共存

人心不古,教育變質了,本該最快樂的年輕人竟覺生無可戀,這個社會確是病了。

然而,人生精采之處不就是在於無限的可能性嗎?絕望失意背後總暗藏出路與希望,悲喜交集本平常,何來一帆風順的人生?若失意來自比較,想想那些天生頑疾意外傷殘,或目不識丁溫飽難求,或遭逢戰亂舉目無親,再看看自己,應該也可稍稍釋懷吧! 缺乏關懷嗎?不妨逆向思考,反客為主,就試試關注比你弱勢的人,你看看深水埗「明哥」生活何其充實!「施比受更有福」乃老生常談。又或趁著年輕放縱一下——不喜歡彈琴吹笛就儘管拒絕,也沒甚麼大不了;愛游泳跑步就盡情的游盡力的跑,亦有機會闖出一片天;感覺課堂鬱悶難耐儘管逃學一天,睡覺也好,玩樂也好,甚至甚麼都不幹靜靜的想想將來也好;自知非讀書材料的儘管放棄學業找一份有興趣的工作,邊學邊做,至於將來是荊棘滿途或是康莊大道,也埋怨不得人了。總之,人總會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世上亦總會有供你喘息的空間。

當然,旁人是無法完全理解自殺者的內心世界的。有感而發,寫下這些文字,因近日看過這些新聞報導:

三月二十五日,二十二歳周姓理大男生,因家事困擾於鰂魚涌海光街住所自縊身亡。

三月十三日,就讀理大精神健康護理三年級二十歳葉姓女生,因生活問題於將軍澳寓所跳下死亡。

三月十二日,十一歳姓譚小六女生疑擔心升中一後與好同學分離兼家庭生活不愉快,留下遺書於沙田乙明邨住所跳下死亡。

三月十一日,留學英國二十歲張姓男生,因眼疾輟學回港,患上抑鬱症,從海怡半島住所墮下死亡。

三月十日,就讀港大文學院三年級二十歳蘇姓男生,疑不堪學業壓力,晚上留下遺書,於黃大仙上邨住所跳下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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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ourtesy of Nick Howard (1950s HK)

Image courtesy of Nick Howard (1950s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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